《袁世凯:左右近代中国的俗吏与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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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袁世凯:左右近代中国的俗吏与强人(袁世凯:现代中国の出発)

作者:冈本隆司 

译者:李雨青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16/12/07

《袁世凯:左右近代中国的俗吏与强人》

第四章革命第四节辛亥

「革命」的挫折与雌伏

此一章节的标题「辛亥」,换算成西曆约是一九一一年,众所周知就是辛亥革命这一大事件发生那年。本书(日本版)首刷时的二〇一一年刚好是其一百週年,各地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

因为这场革命,让这一个干支年分声名大噪,但此一革命其实是在极为偶然的情况下发生的。历史上称之为革命的大事件,也许总是从意料外的小事起始的吧。

首先必须了解的是,这场革命并非由主张「革命」的人们所达成,不了解这一点,也将无法理解之后的史实发展。「革命」派自一九〇七年后,开始在各地进行武装起义,即便在同盟会内部分裂后,这样的行动还是持续进行,然而却是屡败屡战,牺牲了众多的参与者。

甚至也有人採取暗杀少数政府要人、宛如恐怖攻击般的行动,其中十分出名的便是《民报》的撰稿论客汪精卫,于一九一〇年在北京引发的摄政王载沣暗杀未遂事件。而清政府面对此一袭击最高权力核心的重大犯罪事件,却因为爱惜汪精卫之才,选择饶他一死,改判终身监禁。

同盟会一派的组织性起义所採取的战略是先在南方建立根据地,进而北伐,大多位于华南边境地带。其中最大规模的,便是一九一一年四月,由革命派的巨头黄兴指挥、东南亚的华侨出资,在广州发起的广州起义,结果却依然失败。

然而,这却是一大转机。此后,革命派放弃了一直以来以广东人主导的北伐战略,而以湖南人宋教仁为中心,组织了中部同盟会,打算以长江流域为据点扩展革命势力。联合了潜伏于湖北、湖南的文学社、共进会等秘密结社势力,并吸收了屯驻于周遭的清朝新军,从事各种反清的布局运作。

当然,任何新的方针从开始到获得成果,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宋教仁等人也预计要再过几年才开始实际行动。但是,情势却无法等待到时机成熟。

「立宪」的激进化

同一时期,北京政府于一九一一年五月八日,改组了中央政府机构,制定了内阁官制。如同前述,是以明治日本内阁制度为模型,大致的架构也与现今的日本类似。

制定内阁本身并没有什幺问题,有问题的是组阁的人事调度。发表的阁僚名单十三人当中,以总理大臣庆亲王为首,共有八位满洲人,其中皇族佔了五名,而汉人仅有副总理徐世昌、邮传大臣盛宣怀等四名。

当然,若这真的是适才适用的安排,那倒也不是问题。但这份内阁名单,却是以与载沣的亲密度为标準选出,应该在名单上的人材,一个也没有出现。北京政府内部也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应该先暂时撤回名单,但却没有受到採用。

各省谘议局当然也对这份组阁名单大加挞伐,称之为「皇族内阁」,并立刻联合发出声明「以皇族组织内阁,不符立宪君主国的公例」,对此北京政府发出旨谕如下:

用人之权,操之君上,而大臣辅弼之,议院不得干预。

的确,在《钦定宪法大纲》「君上大权」第五条中确实有此明文规定,但以谘议局期望的「责任内阁」来看,这样的结果还是令人难以接受。

就这样,地方的士绅阶层彻底失望,开始出现了背离清朝的举动。以往提倡抵制、拒买运动、利权夺回运动等对外的民族主义意识,如今却因为「立宪」上产生的矛盾,将矛头转向了清朝。

刚好在此一时期,北京政府又打出了铁路国有政策,预计将透过利权夺回运动买回的广州.汉口间的粤汉铁路及即将开始建设的成都.汉口间的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并向国外借款完成建设。

这是因为,虽然政府认可以民间资本建设这两条铁路,却始终筹不到足够的资金,因而採取了国有化的措施,这倒也不无道理。但看在已经出资的人们眼里,则开始担心会不会又要再被徵收一笔资金,这也反映出当时政府、官僚的财政支出,是多幺不被信任。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加上国外的借款,对于想要保障私产的民间社会而言,转换到民族主义、反政府行动,是相当容易想见的。

其中反弹特别强烈的则是四川省的谘议局,以此为中心,在铁路沿线建设预定地上的四川、广东、湖南、湖北等地组成了「保路同志会」,展开了反对国有化的运动。

对此,北京依然不改其高压姿态,不断地投入军队镇压採取激烈反对运动的四川保路同志会,于各地都发生了流血冲突事件。于是,南方各个有势力的资本家、士绅阶层,也终于转向开始与清朝正面敌对。

自「武昌首义」到各省「独立」

就这样,铁路国有化的反对运动愈演愈烈,主张「革命」的人们当然也不会默不作声,开始与四川的运动结合,又或是在背后煽动参与者。革命派此时才刚开始在邻省湖北展开运作,情势却急转直下,于是决定变更计划将原定数年后实行的起义提前至下个月十月十六日行动。光是此一变动就已经够令人恐慌了,然而现实的过程却又更加地出乎意料之外。

现今的大都市.中国湖北省武汉,为长江与汉水汇流之地,以往其实分为三个都市所有,分别是行政.文化中心之武昌、经济中心之开港口汉口,以及工业重镇汉阳,合称武汉三镇。

十月九日,汉口革命派的集会所发生了火药误爆事故,政府开始向各所展开调查,使得人员被补、名簿也被收押。位于汉口对岸的武昌,转向投入革命的新军士卒在极度的焦虑下,决议于隔天晚上起义,并袭击湖北总督府。

说到武昌的总督,之前多年来都是由张之洞担任,而此时是由满洲人瑞澂在职,若他能更沉着冷静应对,面对这準备不充分的起义,应该也是可以镇压平息的。然而此时的瑞澂,却比革命派来得更加慌乱,立即撤退逃亡,也让革命军就此佔据了¬武汉三镇。革命军在此建立起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并推举负责指挥的黎元洪担任都督。此一军政府,其实是由投向革命的新军以及从主张「立宪」转向反清的谘议局,一同匆忙树立起的地方政权,也在在反映出当时的情况与经纬。

以中国目前的政权来看,「革命」代表了正义,这样的暴动奋起,是为了正义而採取的行动,因而称之为「起义」。率先展开行动的武昌之役,又被称为「首义」,言下之意当然代表了接下来还陆续发生了众多「起义」事件。

在短短的期间内,长城以南的中国十八省中,以长江以南为中心的十三省皆纷纷宣布「独立」。这里的「独立」指的是脱离清朝政府,而宣布的主导组织,都是与湖北相同的军政府。其过程也都与湖北类似,几乎没有发生什幺过度激烈的战斗,其实各省早就已经做好了脱离北京的準备,「武昌首义」只是给予了他们一个行动的契机罢了。这当中的种种原由,从前述的各项政治经济结构来看,其实已经相当明白,也因此「独立」并不困难,因难的反倒是接下来的情势。

《袁世凯:左右近代中国的俗吏与强人》

宣布独立的各省军政府,所想的只是脱离清朝,却没有真的打算要自立更生地运作下去,当然也有人抱持回归中央政府的想法。毕竟北京的清朝依然存在,首先要做的,便是与之对抗、维持「独立」的状态。若是各为其阵,只怕会被各个击破,相互联结是必要的做法。

于是,十一月十五日于上海组成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此时是武昌首义后约一个月。然而各省的独立,自湖北到其他各省,都是既没有计划性、也没有统一性,其前途也依然是难以预测。

复活

「武昌首义」、武汉三镇的佔领,革命军的种种作为都让北京政府备感狼狈,首先要做的便是镇压暴动。

十月十二日,北京任命陆军之首.陆军大臣廕昌率领北洋军展开讨伐,然而就在短短二天后,便由袁世凯代替逃亡的瑞澂,受命为湖北.湖南总督,同时也任命他指挥派遣军作战,由此也可看出载沣的恐慌害怕。

换言之,北京政府认为就算投入军队的主力去镇压暴动也还是有所不足,还必须起用遭到驱逐的袁世凯才行。由新就任的廕昌担任指挥,并无法彻底发挥北洋军的机能,北京政府也体认到,只有将亲自培育这些将校、士官的袁世凯放回战场上,才能有所作为。当然以袁世凯的角度来看,北京先是单方面地驱逐自己,现在遇上麻烦了才又跑来求情,怎幺想都是相当任性的做法。

不过,当袁世凯在养寿园接到命令时,心中到底是怎幺想的,我们并无从知晓。而当他真的动身南下前往武汉,已时值十月三十日,自接到命令起已过了约半个月。

对于袁世凯此时的举动,一般的说法是,他先以「脚疾未癒」拒绝了命令,接着又提出必须将军事全权交付给他、并开设责任内阁、国会,且赦免政治犯等条件,在北京政府同意全数要求后,才答应接任。

在北一辉的《支那革命外史》中也有记述,一九一五年流传的说法,认为袁世凯要军权,是对载沣的报复、要责任内阁是针对「立宪」、要赦免政治犯则是针对「革命」所做的示好,可谓是「一石三鸟」,在各个立场都站上风的谋略打算。以之后袁世凯掌握政权的过程来看,这的确也是合理的说明,但却缺乏明确的根据,恐怕是为了诽谤中伤而放出流言的可能性居多。

唯一可以确认的是,袁世凯的确提出了掌握镇压军指挥权的要求,当然其中也许也包括了些许报复之意,但他更看重的,是以纯粹军事的观点思考,如何能让军队有效地运作,因而才提出集中指挥权的主张。

其他的条件,并没有留下任何证据说明袁世凯真的有正式提出。当然,他对于「立宪」或「革命」,也并非没有任何想法,这些年来许多政治要人、军人、士绅都纷纷造访养寿园,与袁世凯的交流活络,他虽然隐居在乡,却依然掌握了天下的情势。因此,相信袁世凯也明白,仅靠军事行动消灭各省的「独立」,只是治标不治本,搔不到养处。

天津《大公报》在十月二十四日的报导中,记载了袁世凯非正式的发言:

根本的问题在于是否真的能实行立宪,必须要立即组织责任内阁,消除满汉间的对立才行。然而若上奏表明此意见,势必被批判为威胁、转嫁责任,在军务吃紧的现阶段,难以实行。

以袁世凯自身的立场、主观想法而言,以上说法应该就是他最妥当的进退应对吧。不过,把「立宪」的「执行」视为最「根本」这一点,也必须有所留意。

然而,在袁世凯决定受命,并于十月二十七日正式取得指挥权后,情势又出现了急转直下的转变。位于北京周边的山西省于二十九日宣布「独立」,刚好同一天,屯驻于紧邻北京的滦州部队,向北京政府提出了十二条要求,包括在年底前开设国会、废除「皇族内阁」、组织「责任内阁」、释放政治犯等,若不答应要求,将立即出兵北京。此一事件史称「滦州兵谏」,对清廷可说是「晴天霹雳」,要是情况再恶化,北京难保不会面临遭受东西夹击的危机,载沣也只能屈服。

隔天三十日,载沣颁布了「罪己诏」,也就是自我批判、表明谢罪之意的公告。十一月一日,任命袁世凯代替庆亲王担任内阁总理大臣,全权交付给袁世凯,打算藉此度过危机。三日,资政院上奏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当日就立即被採纳颁布,也成为当下北京政府依循的宪法。而依其规定,袁世凯再次被选为内阁总理大臣。

袁世凯本人一改南下路线转而上京是在十三日,十六日便已完成了组阁。依据「责任内阁」袁世凯正式掌握了政权,进而也纷纷获得各国的承认。

「武昌首义」后约过了一个月,原本遭到驱逐隐居在乡的袁世凯一步登天,成为最高权力者。在南方各省几乎都已「独立」的情况下,担负起北京政府的袁世凯,其一举一动都受到国内外的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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